2006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柏杨：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核心提示：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最后的作品是为《柏杨曰》作的序，结尾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他的话语仍然犀利如刀，《丑陋的中国人》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让中华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得以充分发酵

“在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气质，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显然，对于柏杨来说，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成人权素养，那就还是有丑陋之处的。”

《南方周末》记者师欣

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最后的作品是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的序，在序的结尾，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廉颇老矣，风骨依稀。

他的话语曾经犀利如刀，《丑陋的中国人》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让中华人(柏杨语)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得以充分发酵。

不过，电话一边传来的声音终于垂垂老矣。今日的柏杨久卧病榻，常昏睡整日方能清醒，但他口中说的依然是反思，只是比起20年前的痛快淋漓、剑拔弩张，已平和了许多。

2006年9月中，柏杨授权《南方周末》进行封山采访，当是对大陆读者的一个交待，也算是告别。

游击战士

“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舔伤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还要飞。”

——柏杨

“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这样总结柏杨。“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过蒋介石，后来又在蒋经国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会，却也没有使用传统表达诉求的政治语言，而多是从人文角度，站在边缘。

采访中，他的夫人张香华曾反复强调：“柏杨没有政治立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我支持什么？他不会再加入国民党，也不会加入民进党。他属于游击队，对写作能卖钱营生已经很满意了。”

但柏杨的“游击”，要到去台湾以后才日渐显眼，而他与政治的瓜葛却还未结束——他高中未毕业就进入武汉“战干团”(国民政府为阻截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蒋介石，兴奋得甚至“忘记举枪”；其后，顾不上媒妁之约的妻子，来到重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受训；在重庆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并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温暖，就辗转去了东北，最后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到了台湾……

对这些，柏杨都有解释，比如投考战干团，是为了逃避继母毒手，也是逃避没有初中文凭却“混”入高中的尴尬；至于初见蒋介石的失态，则是因为想着可以对乡亲夸口说见过领袖；到重庆是因为时局大乱；而他对最终去台湾的说明最堂皇——“他们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奇怪，自己的一切为什么要交给党？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调”。

但初到台湾，他的自由还局限于老友聂华苓记忆中的灵光一现、嬉笑怒骂。他对社会反思的表达隐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艰辛、理想失败、爱情幻灭的小说。

这样的表现，与他身在救国团，任“中国青年写作会的总干事”的身份颇有差异。救国团是蒋经国创立，柏杨当然是太子门下。所以，虽能远远欣赏，聂华苓其时对柏杨也还有自然的“畏惧”。

救国团差事，对柏杨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让他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饿得发昏的柏杨曾在街头大骂自己“无能”。只是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华，柏杨才放弃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为养家糊口，以“柏杨”之名进行杂文创作。

写杂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女儿佳佳的出生又平增亲情慰藉。而他的杂文也渐露锋芒，针砭时弊，并拥有了相当数量的读者。不过，他却在不经意间被政治撞了一下，而且这一撞突然且致命。

为贴补家用，柏杨兼职给《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个主题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个小岛，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其中“Fellows”一词，被柏杨幽默地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其实常见于蒋介石发言中对民众的称呼，在那个年代，总会惹人联想。1968年3月7日，他终于被冠上 “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而入狱，稍后又追加了“共党间谍”的罪名。

不过，直至判决之前，柏杨依然心存希望。“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他更没有想到会因言获罪。当时，他曾告诉倪明华： “蒋主任(即蒋经国)是热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 然而，柏杨的幻想终于逐步幻灭了。最悲惨的时候，他甚至尝试了自诬、悔过、接受诱供。前前后后，他在监狱总共度过了9年26天。

柏杨表示，“入狱那天我真是跟国民党划清界限，绝望了。”然而，他对社会的抨击却是经历了狱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来。从自由人走入监狱，再从监狱获得自由后，柏杨对政治、人性等有了丰富的参透和领悟。

出狱后，人生再一次归零的柏杨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他锋芒毕现，甚至就两岸关系、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也一再强调：“我本身没有丝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作一点贡献，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气氛，有时被问到政治问题，我就据实回答。”

老天真

丑陋的中国人，其实就是一句话，这是一种态度和宣言，被柏杨喊出来。——陈晓明

柏杨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天真是一种动力》。这份对“天真”的认知来自被关押的记忆。

“在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

柏杨老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混乱，柏老却能永葆信心。因为他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有时候比我们年轻人还乐观。”

从小说到杂文而入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十年为单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创作阶段，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国民性的反思也变得逐渐深刻起来。

柏杨觉得自己的小说与杂文有同等的成绩。他的小说常写生活艰辛，希望读者读了去想，“主角为什么会这么受苦”。但读者的反应往往只是觉得难过，这让柏杨觉得很受伤。

本是诗人的柏杨夫人张香华直言，“柏杨不适合写小说”。在她看来，柏杨的张力，批判精神更多还是通过杂文来体现。

牢狱，让柏杨的天真有了大爆发。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大陆的读者一下知道了柏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当年都被称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个斗士型人物，语言带有挑战性和攻击性。”同心出版社的谢玺璋强调对柏杨认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所谓壮怀激烈的情感。

这种观念的成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时代变了，谢玺璋多年后重读又有了新的感悟：“柏杨给我的感觉很难摆脱那个时代，那个反对独裁大体制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过度夸张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角度过于绝对。”

柏杨还以另外的方式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回答——那就是历史和人权教育。

入狱是一个转折点，单调的牢狱生活，使柏杨不再有丰富的讯息加以指点评论，能看到的报纸有限，但是史书是一个例外。

在牢房里，柏杨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上，在狭小天地里开始抒写“小民的历史”。这期间，他高产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等四本著作。

很多人都认为柏杨转向历史研究，是不得已的选择，柏杨却不同意。“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犹如医生指出病症，柏杨也在多年思考后得出了药方，“我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

“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气质，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显然，对于柏杨来说，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成人权素养，那就还是有丑陋之处的。”

爱恨情仇

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张香华

作家聂华苓曾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

问及出狱后57岁的柏杨怎么就吸引了相差近20岁的张香华。“不知道呀，就这样稀里糊涂嫁给他了。”眼前这位已60多岁的优雅女人焕发出少女般的情怀。

张香华记得，初次见面后转天就收到柏杨的信，“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柏杨的行动力让张无所适从，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话——“成个家好不好”。张香华说，她曾推说不合适，觉得柏杨已经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击。但柏杨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击”就彻底击中了她。对于柏杨的爱，老友孙观汉曾总结说：“宁愿为了爱而失恋，而不愿因为失恋而不爱。”

如今在共同走过28年之后，张香华会跟记者分析柏杨自身的矛盾性，“他从封建社会走出来，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层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国人，彻底的儒家：重情意，很体贴。”张香华还这样描述柏杨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灵魂，会被他毁掉。因为他很会宠人，宠他的女人，宠朋友，没有原则。”

夫人办事归来，他会道一声“辛苦”；家里已经有车，还要给张香华再买一辆方便她使用……他的宠，尤其体现在柏杨入狱前，给前妻倪明华的一封信，事无巨细，情意绵绵。“努力补习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然而，倪明华还是成了柏杨5位妻子中，惟一主动离开他的，在他狱中最绝望的时候，终于形同陌路。但柏杨依然有同情。“1960年代坐政治牢，连孩子读书也被人骂，没有脸上学。我想她是不得已……”

当然，更早几次婚姻的结束似乎还是柏杨的主动放弃，但他早期颠沛、潦倒的生活使他的放弃多少具有时代悲剧的意味。柏杨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保存了40 年，后来还提出了他自己根本无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约……张香华对此却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从穷乡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来杀身之祸，变化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觉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无法白手偕老。”

柏杨交往圈很广，但是牢狱之灾后，朋友也过滤掉三分之二。对此，他也早就预感到“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经历洗礼，他与核物理学家孙观汉以及读者陈丽真的情谊确是历久弥坚。

大陆的读者总喜欢把柏杨与李敖放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因文字入狱，又都有颇大的影响力。针对《丑陋的中国人》，李敖还著有《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其中多篇章节矛头都直指柏杨，而在《柏杨回忆录》中，对李敖则只字未提。与两人都熟识的王荣文告诉记者，“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态度，足以见双方不同的个性。这就是柏杨的策略和为人。”

问及柏杨此生最大的遗憾，夫人张香华停顿了片刻回答道：“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儿女都比较疏离。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当然，时下让这位老人最受伤的当属岁月，他曾说，“想起失智、瘫痪、中风，所有造成老年人恐怖的，其恐怖程度都远超过任何政治恐怖。因为政治恐怖受害的是一群人，老人的恐怖则由老人个别承担。”

岁月，是任谁都避不开的槛。

2006-10-14 　来源: 南方报业网

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

郑义

杨小凯走了，我的心沉重得像一扇磨盘。

一位自由的呼唤者离去了。感到须努力把持自己，不要让那些像火一样燃烧的岁月，那些他和我都永志不忘的历史随风而逝……　　

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无论是在争取自由的战火中，还是在远离尘嚣的书斋里，都是一流，超一流。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还不到20岁吧？36年过去，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据小凯后来追忆，在形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他曾经受到北京青年学生造反派的影响。但我和我的青年同伴们不知道北京有谁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惊世骇俗的文章，但我们都知道：湖南出了个杨曦光！这一共产暴政下饱受践踏蹂躏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小凯表述得最尖锐最深刻。因此，这位青年思想家，这位英勇的代言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权势者们所谓「彻底否定文革」，要掐灭的正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这种「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觉醒。36年过去，小凯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见其光辉。今日之中国，官即为匪吏即为盗，不仅人民未能对他们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反而被他们又搞了一次「再分配」，半世纪积累的国有资产被瓜分了，千年开拓的土地被抢夺变卖了，银行里的血汗钱被千亿万亿地卷逃了。我猜想，当中国人被抢成了身无立锥之地家无隔夜之粮时，也许会为时已晚地想起杨小凯，想起他青年时代那充满热情的真理的呼唤。　　

唯一让人稍有安慰的是临终之际甚为安详。　　

没去过小凯现在的地方。相信那里不坏。小凯是有神论者，在神为他安排的归宿，必定有洁净的空气，有五色花，有大的光明。　　

他的艰难跋涉终于可以休止了。　　

以文革幸存者论，我们这一代人中有谁活得比他更棒更精彩呢？好像没有了。　　

从浴血奋战的反抗者，到创立学派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一代天骄！

2004年7月8日于华盛顿D.C.

八月，我们纪念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

　　文革的群体灭绝暴行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的红色恐怖，成千上万的文革受难者至今未讨回公道，但中国民间仍有人顽强地为这段血腥历史保存见证。　　四十年前开始的文革，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暴力，则是文革杀戮的开端。四十年了。今年八月，我们是否准备好了纪念文革受难者？也许，依然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一座文革博物馆，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建议的巴金老人却已经在二○○五年去世。他提出建议是在一九八六年，整整二十年前。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建立这个博物馆，但是一个公认的文革博物馆就是无影无踪。

　　依然没有准备好，还不仅是因为没有文革博物馆，而且因为看不到将要建馆的计划和将能做事的团队。巴金老人去世之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评巴金发出了建议却只说不做没有后续行动。天哪，巴金提出建议的时候已经八十二岁，难道这不是应该由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岁的人来进行后续行动和付诸实现的吗？他们开始行动了吗？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一些很大的声音在说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代，阳光灿烂的年代，青春无悔的年代，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代。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似乎仍然不能成为舆论平台上的共识：人的生命至高无上，不是可以用来为甚么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来给无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来给精力过剩的人游戏的，更不是可以用来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窃窃私语却也相当得到共鸣的声音在说着，写出和纪念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甚么意义？他们甚至拒绝使用“文革受难者”这一词语。文革“创造”了一大批新词语：红卫兵，造反派，红五类，黑五类，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等等。文革的话语系统中绝对不允许有“受难者”这个说法。四十年后，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话语系统讨论文革。一条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认为也适用于中国人：这样众多的受难者，这样大规模的群体迫害和杀戮，是严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义的审判。真的让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和那些强要人们忘却或者认为记忆毫无价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坚强的人始终在坚持记忆和见证。他们从来没有遗忘受难者。他们的愿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别的人却可能只是不知道。

王晶尧收集文革暴行物证四十年

　　在受难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尧的老人，他今年八十七岁了。四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当天晚上他被叫到学校，七名红卫兵和革委会负责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权力当局和他谈话（他保留了那张七个人手写下的名单）。他家从来没有照相机，但是他马上就到商店买了一架照相机。他拍下了妻子的布满伤痕和血窟窿的尸体，拍下了四个孩子环绕母亲遗体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时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的一缕青烟。他留下了见证，尽管要得到司法正义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王晶尧把妻子被打死的时候的所有东西都仔细保留了下来。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浸透血迹，上面还被用墨写上了“打倒”二字（可见该校红卫兵长期以来说她因“高血压心脏病”而死是怎样的谎言！），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还有家属用来擦拭尸体上的血的纱布和手绢。每一样东西，他都用塑胶袋分别包好，再放进一个皮箱。箱子里还有手表，是卞仲耘老师戴的手表，是当时一件比较值钱的东西。可以看到，当她遭到毒打的时候，她的手表上的钢制的表链被打得扭曲变形了。被打坏了的手表停摆在三点四十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三点四十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时间。她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后，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间，王晶尧曾经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一个灵堂。他和孩子们把她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枝鲜花。柜子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的纪念堂。在文革后，王晶尧向法院起诉，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从一九七八年一直告到一九八九年。但是没有结果。

　　二○○六年，王晶尧接受独立电影制片人胡杰的采访，作了一个纪录影片。他要把他的证物，他的照片，他的证词，他四十年来对妻子的死亡的翻来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远保留下来，告诉后代。不再是奥威尔说的“控制现在的人控制过去，控制过去的人控制将来”的时代了。数码相机和电脑网路给了普通人机会，也能用传播性的文字和画面来记录过去和纪念死者。现在，王晶尧已经准备好了，在光碟影片上纪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王开舜徐丕凯痛斥文革暴行

　　在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毒打的老师中，有一位王开舜老师。她那时是北京崇文区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和其他四十名老师在该校的“劳改队”中。有一天在厕所中她正弯腰清扫便池，有红卫兵在她背后打了一棒，她当时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亏一位难友扶她起来，给她服了自带的云南白药。（那是老师们得随身携带治疗外伤的云南白药的时代！）接着，她又被驱逐出北京到老家农村务农。脊椎伤势发展，后成弓形。已成痼疾，残废一生。

　　王开舜老师在八十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写下她的经历。她知道不会有出版社给她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写文革的书有严格规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费时间去送审书稿碰钉子。）她自己花钱就把书印了出来。书的名字是《难圆的梦》。她在书里写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并不只写她自己。她的心胸阔大，关怀及人。她还写了其他老师们怎么遭到“斗争”和受苦，写了女十五中学的校长梁光琪怎么被红卫兵学生侮辱折磨，在教学楼里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体上永远打弯了王开舜老师的背，但是在她自费印出的书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挺直的脊梁和一个丰富坚韧的灵魂。

　　我们为甚么不站在王晶尧及王开舜这两位老人身边，和他们一起来纪念文革受难者和那个悲惨的年代呢？

　　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前校长徐丕凯，最近坐在轮椅上接受前学生的访问，讲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龙路学校位于北京西城区，中央教育部隔壁。他被抄家，被“批斗”。那年九月，他被红卫兵押到安定农场“劳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劳动，还被该校和广州八一中学来“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徐丕凯和张放老师等“牛鬼蛇神”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把她扔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放满身粪污爬出来以后，他们又抓起她把她扔进粪坑。徐丕凯老师实在看不下去，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红卫兵大骂他想要 “包庇牛鬼蛇神”，把他双手绑上，当作活靶子练刺杀动作。他们用和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向徐校长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数根肋骨骨折。

　　看了这段采访记录，我立刻意识到我以前发表的关于张放老师受难的文章，还远不够充分。已经有人在指责我写的文革历史夸大了黑暗面，徐校长的见证说明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想为暴力迫害充当辩护者的人，应该好好倾听徐丕凯校长的声音。老人正在告诉我们事实。如果听不见，那是我们的耳朵有了问题。

胡杰艰苦拍片记录文革史实

　　我们更应该像胡杰那样，来为记录历史真相和寻求人间真理而行动。他自己买了摄像机和有关设备，自己买了硬座火车票，前往全国各地，采访有关人员，拍摄有关地点，剪辑整理，做出了一部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看过电影的人，为林昭的悲剧英雄色彩深深感动，也深深敬佩胡杰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尧制作了新的电影《卞仲耘：我虽已死》。他不但给我们记录了文革历史，而且表明，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了不起的艺术家，正义、认真并富有才华。这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诉我：“你不知道啊，中国人现在只知道钱，根本不想看这些甚么文革的事情。”我不以为记忆文革和挣钱有那样的冲突。我记得，文革真是不让人挣钱的时代。那时候，农民到市场卖个鸡蛋买盐买针买线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奖金被指控为是“不突出政治” 而取消，知识份子出书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则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最会挣钱的民族，但是他们也建立了最好的纪念受难者的博物馆和资料库（可看www.yadvashem.org）。当然人不应该只知道钱，但是如果真不喜欢只知道挣钱的做法，不是应该放弃记忆文革，而应该来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人，看看自己印书的王开舜老师（她可不是富翁，是个年老有病而且严重驼背的已退休多年的中学老师），看看自己花钱拍电影的胡杰（他可是个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养的正需要用钱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来致力于为妻子找回正义的王晶尧老人（他可是个已经年近九十本来可以远离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们作了他们应做的，绝不是为了钱。（但我也认为如果有人愿意付钱支持他们是非常好的。）他们为迫害作见证，他们为正义而努力，也是记录历史真相的义工。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他们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让我们肃然起敬。看看他们吧，没有藉口让我们不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报告，尽管一九六六年八月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破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也腐蚀锈损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灵，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从中学习到教训，并且做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和研究。

大学生设计博馆遇罗克展示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筑设计图，是一份建筑文革博物馆的概念设计，一个年轻学生的学位论文。我还特别感到高兴地得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已经授予了这个年轻人学位。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着精致整齐地画在纸上的这座建筑物，以及说明词，我知道这不是纸上谈兵或画饼充饥，这是实实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许听起来过于乐观，但是，至少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已经在构想中，甚至已经构想出来了。一座真的博物馆是一定会建立起来的。

　　两个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举办了一个遇罗克的展览。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罗克在文革中写作的文章，制作了展板，邀请了遇罗克的家人来参加（他和他们从不相识）。这个展览只有几个小时。时间虽然短促，规模虽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义无比丰富。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就这样用自己的行动，在为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准备了内容，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正在得到记录、研究并且成为学校课程教育的一部分内容。我写的《一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从一九九七年以来印入哈佛大学的文革课读本，那里一个四年级大学生设计了问卷调查，开始做文革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的研究。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国家的中学生的来信，他们在作关于中国文革的作业，或者做课堂表演，或者制作展览板块参加全国性的“历史日”展览竞赛。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文革的教训也可以超越时间和国界。

　　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出版了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鼓励我继续这一研究的读者中，不但有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还有并未见过文革的年轻人。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每星期“老泪纵横”地听这本书的朗读。一位在文革后出生的年轻读者说，他花了两倍的价钱买到了这本书。当我闻此高价深感抱歉的时候，他却说他觉得“值”。我深深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为了没有斗争会和牛棚的明天

　　二○○五年，有好几位读者来告诉我，《读者》杂志登载了我的书的前言的一节，《牛鸡之间》。他们说，这可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每期发行七百万册。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读，就有三百五十万名读者看到了这个故事。这篇文章讲了一个我在采访中听到的真实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人说，他养一群牛，常常带牛群去一棵大柳树附近吃草，那里的草长得特别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树旁杀了一头因为太老而不能干活的老牛。此后，他再带牛群去柳树边吃草的时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记得他们被杀的同伴。但是鸡就不一样。杀了一只鸡后把鸡肠子甚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会奔过来争抢啄食。

　　我用这个故事来讨论怎样对待文革受难者。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这个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来信的标题就是“我不愿再做鸡了。”感谢读者的理解，也感谢《读者》杂志传播这个故事给百万读者。道德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得到滋养就会生长。同情，怜悯，惭愧，温柔和爱，会在我们心头盖过那种“死些人有甚么了不起”的冷酷论调，会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来对待他人和自己，也会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一个没有“斗争会”和没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对于文革历史研究现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悲观，也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乐观。而最重要的是，悲观或乐观都不能成为我们是否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主要因素。这种纪念是建立在正义、理性和道德的基础上的。这一纪念已经开始，也将继续。

　　今年八月，我们一定会纪念受难者。我甚至相信，八月五日，卞仲耘老师的忌日，有一天会正式成为“受难者日”，写在我们的日历上。这样的纪念，才能使我们不再沦为受难者。在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纪念并不是我们给予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甚么，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了我们寻求拯救的启示。

　　八月来了，让我们一起纪念受难者。

　　二○○六年七月十八日

勾勒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全貌

——读傅国涌新书《笔底波澜》

作者：昝爱宗

多年研究百年言论史的傅国涌继两年前的《追寻失去的传统》之后，又推出新作《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他开宗明义就指出，自晚清至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然而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从来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停下手中的笔 ——1918年：邵飘萍创立《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1926年：张季鸾倡导“四不”方针，开启《大公报》的新时代；

1934年：可敌百万兵的《申报》史量才以身殉报；

1936年：国难当头，上海记者群体发出《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的呼声；

1939年：国民参政员邹韬奋提案《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46年：储安平开办“独立、客观、超党派”的《观察》；

通观一部中国百年言论史，总是能在幽暗的长夜里看到微弱而持久的光亮。早在1874年，得风气之先的王韬就在香港办起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也是最成功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率先开创“文人论政”的先声，成为“中国报业之父”。1904年，也就是102年前，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彭翼仲在文章中说：“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 1905年8月，不畏权势的《京话日报》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问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和评论。这张报纸创刊不到一年，很快就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不幸的是，到了1906年9月，《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因讥讽当时深得慈禧宠幸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而被封禁，《京话日报》总共出版了753期，杭辛斋、彭翼仲均遭逮捕，彭翼仲被流放新疆，为“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笔底波澜》一书始于1872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结束于1949年，先后只有77年，姑且称为近百年的言论史罢。从中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大公报》都曾是一份敢于批评时弊的重要报纸，著名报人、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的张季鸾曾说：“办报之秘诀在于' 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思索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忠于职守，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偿之职，只有这样坚守良知和操守，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既然本报（《大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力求公正，则必须有一个言论自由的语境方可。所以说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使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之报纸。”

我们以往常听说《大公报》被指责为“小骂帮大忙”，《大公报》虽然也常常处于“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的尴尬境地，但《大公报》记者还是做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该报所以被誉为当时最严肃的报纸。报人办报，先从“小骂”开始，就在“九一八”过后，张季鸾开诚布公，率先在《大公报》上来一段自骂：“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多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沦陷，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了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而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

有了张季鸾的“小骂”开先河，就打开了《大公报》的“大骂”之局面，1947年，《大公报》记者大骂当朝外交部长腐败、扩大报道河南灾情，声援学生运动而导致数名职员被捕，当时的总编辑王芸生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要求放人，并表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很快人就被释放了。王芸生是在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主持笔政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影响极坏。王芸生就在《大公报》上发表《莫失尽人心》等社评，予以严厉抨击。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当年最佳报纸不是偶然的。

回顾历史，说真话、发布客观真实的新闻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1934年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史未出事前，蒋介石就对《申报》不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到南京谈话，蒋说其手下有一百万兵，史说自己有一百万读者。于是为自由与真理服务的史量才终被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派特务暗杀。再往前追溯，1913年3月20日曾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1926 年8月7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此外还有许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记者被杀害，他们都是大写的人，用热血写就了一部激荡人心的百年言论史。

1949年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暗夜里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在上海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成为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傅国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定价：26.80元）

民主是一种绝对价值

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斯宾诺莎

作者：王晓华

　　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将民主理念推介给广大国人时，曾形象地称之为德谟克拉西　(Democracy)先生，认为它与赛因斯(science)先生联手“将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将民主形象地比喻为一位能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超级能人，固然是为了宣传的方便，却传达了陈独秀对民主真实的理解——推动社会生活向上的工具。（2）实际上，陈独秀的民主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有代表性的，对民主工具主义的理解也由于复杂的原因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传统。时至二十一世纪，民主的价值在汉语文化语境中仍经常被归结为工具价值。倘若民主对当下的中国有用，则可根据需要逐步实现之，否则，就应该悬搁乃至拒斥之，此乃当下知识分子论战的前提。这种立场被推到极端后，便产生了“是自由重要还是民主重要”之类荒谬的论题。工具主义的民主观混淆了作为具体政治体制的民主和作为善的理念的民主，至少部分地遮蔽着民主的本质。对于民主的误解本身即是妨碍实现民主的力量，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何为民主？

　　虽然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民主这个词，但其意思与现今的民主观念正好对立，指的是民之主宰者即帝王和官吏，所谓“天惟时求民主”所求的就是为民做主的帝王。（3）我们今天所用的民主概念借自于西语，而西语中民主一词又源于古希腊语Demokratia，意为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即人民主权。（4）要理解民主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民这个词的含义。在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语境中，人民是与人君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被统治者，此语境中的人民主权只能理解为被统治者的统治，在表层语义上就构成悖论。在甲骨文中，民字“上部做有目无珠状，即以盲之形表示愚昧无知”，故而民的特点是“无知未化”，需要被领导方能前行，被统治乃是其命运。（5）《诗经·大雅·荡之什》把“民人”与“土田”并列，称之为“人”的财产：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女覆夺之。

　　统治民者就是君主即王：由于“王者以民人为天，民人以食为天”（《晏子春秋》），因此，“民无君主，则恣情欲，必致祸乱。”（《尚书》）在这个语义学系统内，“民主”绝不是人民主权，而是君王为民做主。君王实施重民、保民、养民的仁政，均是为了实现此种意义上的“民主”。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将人民判决为永远的被统治者，所依据的理由无非是人民乃非自立的群集，只有在自立的君王引导下方能生存。所以，如果能证明人都能成长为自立的个体，那么，上述意识形态话语自然就丧失了合法性。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体主体性的确认开创了民主的时代，其原因就在于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不少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了这个逻辑，在引入西方的民主理念的同时号召国人成为自立的个体。陈独秀就提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个体主义”：
　　我有手足，自讨温饱；我有口舌，自限好恶；我有心思，自崇
　　自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６）

　　此类启蒙话语虽朴素，却道出了民主乃自由个体联合主权的真谛。然而不幸的是，新文化运动并未使民主理念普及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１、当时的启蒙话语主要是在城市传播的，对于广大农村至多是有所波及，因而它并未成为真正的全民性运动；２、由于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意识形态转型，中国的启蒙运动未及完成使命即被中断，直至１９７６年以后才获得有限的延续。启蒙及它所对应的制度建构的未完成品格在当下中国依然全面地显现着，其中一个重要表征便是现代的人民观念尚未被主流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人所接纳。《新华词典》对人民的权威性释义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７）这种解释的本质是把人民认作群众即需要领导的群集。作为呼应，该词典在解释领导一词所举的例句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８）无须经过太深刻的反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人民概念与先秦时期民的概念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在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文化的主流语境中，民主和人民两个概念的真谛仍处于被遮蔽状态。

　　由于中国文化语境的滞后性，对民主本质的追问必须首先落实为：何为人民？对于民主之民的正确解释只能存在于已有的民主话语体系中，想在一种没有民主传统的文化中寻找对其的恰当解释是徒劳的。古希腊雅典作为民主政治的故乡对于人民的定义简单而明确：公民(politees)即自由民。公民就是那种主动地联合为城邦共同体的个体，politees（公民）和polis（城邦）的词源学联系即摆明了这个事实：

　　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有审判能力的人都可以称为该城邦的
　　公民，而城邦简而言直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结合体。（9）

　　既然城邦国家无非就是公民联合体，那么，其中的“公民们被认为是天生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便是顺理成章的，而民主自然就是“公民们轮流统治和被统治。”（同上）这种意义上的公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统治—被统治二分法的超越，他们是共享统治权的自立的个体而非被领导方能前行的群众。亚里士多德在总结雅典的民主政治时，批评了那种认为“政治家、君主、家长以及主人其意思是同一的”的观点（10），因为它不符合民主政体的个体自立原则。自立即自由，公民作为自立的个体就是自由民，而民主就是使人成为自由民的理念、生活方式、体制。因此，与其说雅典民主只属于少数自由民，毋宁说它使这部分人成为自由民。自由在当时的语境中有两个含义：其一，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1）；其二，落实到政治层面上，“自由的一个方面就是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12）。这两种含义的自由都只能在民主政体中获得实现，因此，自由民并不是先于民主政体而存在的，他们诞生于民主政体诞生的一霎那，并从此与民主政体共存亡。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民主政体时，多次提到它的前提和原则是自由，所总结的应该是当时雅典人对于民主本质的准确领受。因此，民主归根结底不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将公民造就为自由民的理念—行动—体制，所谓的人民主权在落到实处时就是个体主权。换句话说，民主的实质就是让个体作为自由者而存在。民主自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两个层面：

　　使自个体己站立为自由者的理念和行动（生活方式）；
　　保障个体自由的体制。

　　故，民主作为理念、行动、体制都是个体自由的同义语。自由即自—由，个体是自—由的意味着他是他存在的原因，亦即，他是他行动的目的，因而承认个体是自由的就是承认他是目的性存在。古希腊的民主虽然只成全了部分个体的目的性存在地位，但它展示了所有人都被当作目的性存在的可能前景。近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进步之处在于不再将自由当作某些人的特权，而是认为所有个体在本性上都是自由的，都应该被肯定为目的性存在。康德所云“你须要这样做，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把他当作工具”（13），实际上说出了民主理念的核心。人作为一个类是由个体组成的，以个体为普遍的目的性存在就是以人类为目的性存在，所以，民主所最终肯定的是：人是目的。这种意义上的民主对于个体和人类来说均是绝对价值，是终极性的善的理念。既然民主是一种绝对价值，那么，是否应该实现现代型民主便是个伪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民主而非是否实现民主，因为实现民主的路径可能有多条。中国知识界至今尚有人质疑实现民主的必要性，说明古希腊的民主话语对于我们仍有启蒙意义。

　　既然民主是一种绝对价值，那么，将民主进行到底就是善和正义。雅典民主的欠缺在于它仅仅将部分人成全为自由民。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人都共享统治权才是公正的”（14），但是他的“所有人”概念是非全称的，所指称的仅仅是占雅典人口总数1/5的公民。所谓公民指的是“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故而成为公民的前提是具有审议能力。奴隶首先被排除出公民之列，因为奴隶乃是“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是一件所有物，根本不具有审议的能力。（15）妇女和小孩虽然被承认具有议事能力，但妇女无权威，儿童不成熟，也都不具有公民资格。这意味着雅典的大部分人是居民而非公民，公民被肯定为目的性存在，其他居民则或者被视为自由民的所有物即工具（奴隶），或者处于被忽略状态（妇女和儿童），因此，雅典式民主天然地蕴涵着人是目的/人是工具的悖论，一开始就处于内在的紧张状态：
　　如果社会中大多数只是居民而非公民，亦即没有意识到公民身份
　　中所包含的似是而非的矛盾，那就没有稳定的民主。（16）
　　4／5的居民被判定为非目的性存在是雅典民主体系衰落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其巨大的解放力量也造就出古希腊文明的鼎盛时代。这种解放性力量甚至在奴隶身上也有所显现，以至于当外邦人在雅典的大街上与人相撞时，他分不清那个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１７）应该否定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其不彻底状态。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民主实践着力于使人民成为全称概念，亦即，将每个个体都视为目的性存在。卢梭在建构人民主权理论时就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民—奴隶的二分法，认为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每个人皆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把国家定义为由全体个人联合而成的共同体：

　　这一由全体个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
　　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主动时，
　　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
　　合者，他们集体地被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
　　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１８）

　　人民就是订立契约的所有个体，国家便是人民共同体，民主则是联合中的个体主权。这种意义上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法律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的，哪怕是社会契约本身。”（19）人民要行事主权，必须独立自主，奴性与人民性是完全对立的：“人民如果是单纯地服从，那么，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人民的品质，只要一旦出现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并且政治体也从此就告毁灭。”（20）故而主权既不可以转让，也不能代表，它永远属于人民即个体共同体。政府不过是执行人民立法的行政机构，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和任用（21），人民随时可以讨论两个绝对不能取消的提案：其一，“主权者愿意保证现有的政府形式吗？”；其二，“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当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22）在讨论中，只要主权者即人民愿意，就会限制、改变、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利。所以，人民主权的神圣性体现在社会共同体运作的一切细节中，它是必须被珍视的目的性存在。也许有人会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具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意味，但这正是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实现民主理念的缘由。实际上卢梭民主理论的欠缺并不在于其乌托邦品格，而在于他没有将个体主权原则贯彻到底。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假定了所有签约者都必须服从的公意：“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3）如果有人不服从公意，那么，全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因此公意是凌驾于个别意志之上的。当个人意见与公意相左时，错的永远是个人：“与我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么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公意。”（24）卢梭认为这样并不会损害个体自由，因为“主权者既然只能由组成主权者的个人所构成，所以主权者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与他们的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共同体不可能损害它的全体成员”。（25）故而卢梭认为强迫公民服从公意就是“迫使他自由”，（26）由此形成了卢梭自由学说中的一个硬伤。自由就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所以，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被迫自由的。要求公民无条件服从公意，已经损害了个体自由本身。这种公意最终会异化为康德所说的外在监护的借口，甚至会导向专制。民主如果不落实为个体主权，人民一词就会成为空名，专制者便会以“人民”和“公意”之名行独裁之实。法国大革命作为实践卢梭思想的尝试，始于以自由为目标的革命，终于无人自由的恐怖，原因就在于对单数的公意的崇拜。造成悲剧的不是革命，也不是引导人们前进的自由理念，而是异化了的公意对个体主权的压迫乃至剥夺。人民在本质上是复数化的，由许多立场、利益、生存趣味各异的个体组成，因而人民主权原则本身就包含着对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都应受到守护，因为构成少数的仍是具体的个体即必须珍视的目的性存在。将个体主权原则进行到底是民主的真谛，也是民主体系发展的动力。与卢梭社会契约理论有互补关系的近现代民主理论，以及当代的各种民主学说，就主流而言都是以个体主权为中心的，所着力探讨的是如何将个体主权原则贯彻到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甚至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事的解构，对于无中心、碎片化、异质性的提倡，其真实目的也是将个体从新的整体性中解放出来。这也说明彻底的个体主权是只能接近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是人类实践的最高目的，它作为善的理念的存在本身就有绝对价值。

　　推论至此，民主的三个层面已经完全显现出来：1、作为善的理念的民主；2、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3、作为具体政体的民主。在这三者中，只有第三个层面可以视为“迄今发现的用以实现作为真正的人的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权宜手段”（杜威语）（27），但这种工具性乃是内在于民主体系中的，是民主理念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它恰恰说明民主本身即是一种绝对价值。不少中国知识人将民主的价值归结为工具价值，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认识到民主的本质，仅仅把民主当作一种政体来看待，因而由具体政体的工具性品格推论出民主的工具性品格。这种误解是与他们对人民概念的误解直接相关的，而对人民概念的误解又与中国知识人对本国人民素质的估价有因果关系。我们以顾准为例分析之。顾准在1973年4月29日写成的《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中开篇便说：“民主诚然不是目的”。（28）这句话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固然是另有所指的，但不把民主当作目的性存在也确实是顾准的真实思路。从他的言论整体来看，推动他生成这个思路的除了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体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实际上仍把人民理解为群众，因而无法从个体主权的高度理解民主的至高价值（29）；其二，对中国人平均素质的失望使他得出了“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的结论，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自然会把民主当作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不可能将之把握为具有绝对价值的存在。（30）顾准在特定年代的悲观之思源于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长为自立的个体，在当时的中国谈论个体主权几乎奢侈。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独立个体在中国仍然是少数族裔。但这不能成为反对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理由，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使人站立为个体的运动。只有将个体主权原则贯彻到底，中国人才能真正站起来。民主作为绝对价值在中国语境中有更直接的意义。
　　（1）（2）（6）陈独秀《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97—98页，第106页，第2页。
　　（3）《辞源》，上册，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第1703页。
　　（4）[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页。
　　（5）黄金贵《古代文化集类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70页。
　　（7）（8）《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第745页，第564页。
　　（9）（10）（11）（12）（14）（15）《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6页，第194页，第217页，第33页，第10页，第28页。
　　（13）[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第48页。
　　（16）《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页。
　　（17）荣剑杨逢春著《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089年出版，第7页。
　　（18）（19）（20）（21）（22）（23）（24）（25）（2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第33—34页，第35—36页，第51页，第105页，第151—152页，第32页，第162页，第37页，第39页。
　　（27）[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页。
　　（28）（29）（30）罗银胜主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23页，第220页，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