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毛寿龙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日子里，中国公民的住房一般都是这样得到的：政府、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单位等提供资金和按照国家的政策和各自的土办法分配住房，国家的建设部门和下属企业负责规划和建设。在这一格局中，公民－开发商－政府之间不会有明显的冲突关系。因为住房在这个格局中，是一种公有私益的物品：产权是共有的（实际上是政府等国家单位所有 的），但是由公民个人享受的，这就向公共池塘中的鱼，大家共同拥有，但谁得鱼谁吃鱼。每个人的利益在于如何根据现有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甚至是吴思先生所 说的“潜规则”，从公共的住房池塘中分得一条甚至多一些的鱼。这时，政府和开发商的烦恼在于，如何筹集更多的住房资金来开发住房，并打击滥用权力违规占 房。公民的主要烦恼在于，如何能够从数量有限的公共住房池塘中分得一套免费住房。政府、开发商和公民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当然，问题也很严重：住房投资严重 不足，消费过旺，一般公民只能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能够分到一套住房。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的住房从单位分房逐步转变成为从市场购房。中国新一代公民的住房一般都是这样得到的：公民自己出资购买开发商的住房，开发商 获得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许可证和政府批准的建设规划施工建房并取得利润，政府则从出售土地使用许可证以及开发商的经营行为中获得财政收入。

这时，政府的利益是如何实现政绩最大化，如如何通过开发商的经营行动来开发城市，改变城市的落后面貌，并从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考虑一方的安定 团结；开发商的利益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比如追求更低的土地使用费、更高的房地产价格或者更低的房地产开发成本等，公民的利益在于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财务 约束状况来购置适合自己工作和居住的住房，并使得自己的权益不受开发商的侵害，一旦发生侵害，可以受到政府的保护。

可惜的是，政府并不一定会保护公民不受开发商的侵害，反而有可能帮助开发商去侵害公民的利益。因为在这一格局中，开发商和政府的最大化行为，其利益有高度 的一致性，都可能损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并且由于政府掌握着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样的损害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其区别在于，在损害公民的权利和利 益方面，开发商总在最前线，是公开的，直接的；而政府部门则往往是间接的，隐蔽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作为住房消费者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只能单兵作战，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向开发商讨还公道。在与开发商的维权战中，公民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 公民维权的个体收益较低，但开发商的个体收益很高，其行动的利益动机相差极远；公民维权的组织成本极高，但开发商是一个高度有组织的组织；公民维权往往是 业余行动，开发商却是其全日制的工作；公民维权往往与政府部门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开发商却往往与政府部门有着天然的利益关系，其损害公民权利与利益的 行为往往具有合法的外衣。公民的唯一优势在于其维权的信念。所以，公民的维权之路虽然热情很高，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没有强大的维权中坚力 量，一般来说，其维权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都很低。

向开发商讨还公道的公民忽然发现，开发商也掌握着公道，这就是他们有着政府的强大后盾，他们很多损害公民权益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具有 合法的外衣。武汉鹦鹉花园业主发现这一奥秘之后，终于把目标对准了政府，运用行政诉讼，状告政府的规划局。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武汉鹦鹉花园业主行政诉讼成 功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诉讼获得成功，开发商就失去了侵权行为的合法外衣。与状告开发商欺诈相比，后者的成本低，效果更好。

武汉鹦鹉花园业主的维权行动具有崭新的维权意义：状告开发商，可以维权，状告政府也一样可依维权。并且后者的成本往往更低，取胜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武汉鹦鹉花园业主的维权行动还具有崭新的公共管理意义：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的狭隘的政绩（城市开发）和更多的财政收入着想，政府的公共管理应该代表兼 容于任何公民利益的公共利益。要让政府的公共管理代表公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政府官员自身和其他个别强势公民如开发商的利益，就需要有开放性的机制，在制 度上切断政府部门与开发商等强势公民天然的利益一致性，而让政府与一般公民的利益具有一致性。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和明年起生效的行政许可法，可以说都是具 有类似功能的制度安排。

公民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制度安排，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鼓励和推动政府与自己的利益一致，而使其远离开发商，从而更好地让政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仅仅为开发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