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作者：田奇庄

李敖北京大学演讲时，有学生提问说，今年早些时候，北大闵维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您对此有何评价？李敖回答说，大学的特色就是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在大学里，没有什么言论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笔者首先明确三点：一、北大能把李敖请来演讲是了不起的进步，闵先生功不可没。二、网上没有搜出学生所言闵先生讲话原文，但我想此事绝非空穴来风。三、完全同意李敖先生的看法。但由于李敖先生没有对“反动言论”这一话题深入探讨，笔者还想再说上几句。

什么是反动？如果按字面理解，是反方向的活动。在中国大陆的特定环境中，所谓反动就是反对党和人民，是逆社会潮流的敌对行为，当属被打倒清除之列。学者教 授们发表言论，而且往往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即使与官方不同乃至对立，也只是反对意见，与抵制抗拒官方的具体行动有着天壤之别。

请注意，身为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方用的是“反动”而不是“反对”一词。混淆两者界限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只是“反对”，校方无法采取制裁措施。一旦定性为“反动”，校方就能与官方联手兴师问罪。

每个人随时可能做出不同选择，治理国家更是有N多选择。官方的制度政策只是一种选择，因而绝对不可能如罗敷一般，“多一分则白，去一分则黑；加一分则胖， 减一分则瘦”－－恰到好处，完美无缺。既然官方的错误缺陷不可避免，多听听反面意见，尤其是学者的不同意见乃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社会如同汽车一样，同时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力量。既要有加油前进的动力，又要有及时刹车的反作用力。如果汽车只能加油不能刹车，车毁人亡随时可能发生，汽车 就会成为公害。而社会的不同乃至反对意见正是汽车的刹车装置。不幸的是，建国后，通过反右、文革，毛泽东大搞顺者昌，逆者亡。将不同意见者定性为反动派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力，并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从此偌大中国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宁左勿右成了官场护身符。 于是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现代神话，有了“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最亲密战友－－这便是一元化体制的典型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名义上彻底否定的文革，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两大体制缺陷至今困扰着我们：一是缺少预防犯错机制，二是缺少事后纠错机制。前者 是重大决策事先不能公开讨论，让持不同观点的人充分发表意见。后者是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者不能进行彻底追究，不能建立制度性防范体系，避免同类错误再度 发生。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家只能在一定的框框内思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提出解决问题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为什么落实不了呢？原因就是有些权势者敢于绕过宪法自行给不同言论定罪。而闵先生恐怕就是能 给“反动言论”定性的权势者之一。八十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却 提出，将“有反动言论的老师清出课堂”。难怪李敖先生说，今日国人没有资格骂北洋军阀。

被权势者扣上“反动言论”的帽子，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说出不同观点的学者触了霉头，谁还会多言多语？如果以研究问题已任的大学都成了一言堂，还奢谈什么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社会怎么可能健康发展？

在文明国度，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也只是学术流派之一，大家完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品头论足，而不同观点碰撞交流取长补短，才能产生更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以如此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必然会少走许多弯路。

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无不以个人崇拜为共同特征。他们把个人思想当成金科玉律神圣化，甚至提升到法律层面。谁敢提出异议，必有大祸临头。全体国民只能在领 袖的思想框框内打转，不能削足适履，势必动辄得咎。用一个人思想取代全国头脑的国度，与集中了全体国民智慧的国度竞争，其结果不卜可知。

文明国度的老百姓以纳税人自居，整天端着主人架子教训政府，媒体更是以找茬挑剌批评政府为己任。结果真应了那句老话：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反倒是那些严格控制舆论，把批评者当成反动派整的国度，天纷纷塌了下来。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些动不动就把别人打成反动派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动派。正是他们在逆历史潮流而动，逆民心所向而动。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建立宪法法庭，依照宪法而不是权势者对言论作出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才可能享受真正的言论自由。

时间：2005-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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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局最头疼的一族

　 作者：田奇庄

中国有股民、有网民、有彩民，有所谓选民，但是还有一个决少被媒体提及，亦不为那些视听闭塞的大众所知晓，却因影响日益扩大而令官员十分头疼的群体－－上访族群，简称访民。

访民虽与其他大众一样属于弱势群体，但这个群体的特征还是明显有别于类似族群。

忍辱负重，打掉牙往肚里咽的是草民；
逆来顺受，打了左脸给右脸的是顺民；
八面玲珑，勤勤恳恳谨小慎微的是良民；
不平则鸣，据理力争，为讨回公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者才能成为访民。

访民很容易被视为刁民，被定性为热铁不能沾，得寸进尺胡搅蛮缠之流。我认为所谓刁民不过是混迹于访民中的无良者，如同市委书记、组织部长中也有卖官鬻爵者一样，不能以偏概全一篙打倒满船人。

国家信访局长曾说过两个80％理论，他认为上访者80％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80％的问题是当地政府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应当说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所以我认为访民概念如下：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不得不连续向上级反映情况试图讨回公道的群体。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访民呢？不受监督，暗箱操作的权力群体有恃无恐侵害百姓利益是因。铁板一块，共荣共损的官僚体系是果。而治标不治本的锯箭疗伤法势必导致 更多访民接踵而来。如今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地方政府解决上访专业户问题，按照正话反听的常规，这标志着访民与官方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大凡难解决的问题无不涉及到地方官员切身利益，他们大都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抓住一只小老鼠弄不好会牵出一群黄鼠狼。作为俱荣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想在他们把持的一亩三分地讨回公道，无异与虎谋皮。

想去党委告状吗？平时常有人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轮到接待访民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有人会心平气和地告诉访民，党的领导宏观指导，党委不能一竿子插到底干涉司法和行政事务。解铃还须系铃人，具体问题还要按照必要程序依法解决。

想去人大告状吗？宪法虽然赋予了人大监督政府的神圣权力，但是建国以来，人大何时行使过自己的权力？这么多年就冒出了河南焦作姚秀荣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全 国人大代表，可是她刚为访民办了一些实事，其代表资格就被罢免了。访民对人大吃几碗饭，喝几碗汤心知肚明，干脆绕道而行，免得浪费时间精力。

想去法院告状吗？法院、检察院都在政法委的领导下，干部任免，经费开支、生活福利全由地方掌握。他们会看谁的眼色办事？沈阳市大法官焦玫瑰说得再明白不过：谁官大我按谁说的判。

想去媒体告状吗？媒体内部有句顺口溜，我们只是一条狗，让我咬谁我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只要涉及到地方官员黑幕，大小媒体哪个敢接状纸？哪个敢派记者调查？不过举国之大总算还有一个以高射炮打蚊子为能事的《焦点访谈》，于是中央电视台便出现了访民和摆平者两路大军……

访民在本地没有说理的地方－－这是他们不得不上访的真正原因。

国人素有民不和官斗的古训，谁都知道住在水里不能和鳄鱼作对。不是苦大愁深，不是走投无路，不是万般无奈，谁会轻易抛家舍业走上访这条不归路。

有些访民天真地以为到了首都自会有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孰不知河里没鱼市上看，全国访民涌入北京汇成了数以万计的浩荡大军。而任何一个 案件都需要大量人员进行缜密调查，几经反复多方核实才能下结论，国家机关纵有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许多事情只能依靠地方政府解决，而交还给地方的事很容 易再度变成踢皮球。

国家机关应付上访难，可成为过河卒的访民更难。于是极端上访，过激上访便成为必然。一起起跳楼、自焚、服毒、上吊事件足以令当局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国难思忠臣。访民骤增使我想起了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当年长治以访民多闻名全省，吕日周为此成立了以信访局长为首的专门班子。各部门一把手都要听从信 访局调度，报纸及时通报群众信访结案情况，吕日周则亲自督阵限时解决。只用了一年光景，全市访民便销声匿迹。为此他公开批评了不少同僚，严肃处理了不少官 员。但这一切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特例。吕日周有极高的道德境界和理想追求，所以他能无欲无私无畏，加之游刃有余的官场经验，才使他敢触犯众怒并全身而退。

长治访民遇上吕日周是他们的造化。可全国有几个这样的书记？即使有几十个上百个这样的书记，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纵观世界，凡是社会矛盾解决好的发达国家，无不采取分割制约权力的制度。做到行政独立、司法独立、媒体独立、监督独立、政党独立，彼此间相互制约。使不同 利益诉求得到充分保护，使矛盾和问题公开透明解决。这样的制度就能保证绝大部分矛盾在事先得到解决，自然没有产生访民的土壤。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有访民上访实在是谢天谢地的好事。通过他们中央才能更了解地方第一手资料，才能更好地检验国家政策是否偏颇，才能更清楚民心向背。善待他们，按政策及时为他们解决问题乃是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上访本身证明访民对党中央和国家政府怀有希望和信心，这一点十分重要。访民与暴民都属于无望无助的一族，其差别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万万不要让他们失去最后的希望和信心，否则受惩罚的将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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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三年，教育部为何不进反退？

　 作者：田奇庄
 
在最近一期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教育学家杨东平道出了这样一句实话：教育部早在1997年就确定了三年内解决重点城市择校问题。如今时间足足过 去了9年，只有安徽铜陵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只长了一根苗，这就是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择校危害有目共睹，公众对择校现象义愤填膺，教育部也确定了解决择校问题的工作目标。为什么三个三年过去了，不但毫无进展反而日益严重呢？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关系到十三亿人的大政策、大目标，教育部有没有权力自行中止？
教育部的工作目标向不向全国人大负责？向不向中央政府负责？
这样得人心顺民意，势在必行的目标谁有权力更改？
教育部没完成工作目标，国务院是否追究过责任？当事人受过什么处分？
政府部门没有完成工作目标，全国人大是否进行过监督追究？
人大代表是否举行过听证会，让教育部说出坚定不移发展重点学校的理由？

笔者认为，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其核心是公平教育，是政府必须遵循法定原则。教育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理应努力消除不平等，让所有受教育者得到公平教育机 会。令人遗憾的是，整个教育系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原因也很简单：制造了这样的差别，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学校就能通过收取择校费以及种种猫腻大发不义之 财。

三个三年！三千多天！面对公众的强烈要求视而不见，面对公众的强烈不满我行我素－－这样的政府部门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

其实发展择校仅仅是教育部以权牟私的冰山一角。随便查一查教育系统，从上到下，哪一层、哪一个环节不是千方百计将权力变成利益？

岂止是教育部，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令民众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城门起火，殃及池鱼。政府部门牟取了私利，所招致的公众不满最终要由执政党承担。贪官污吏牵了牛，执政党来拔橛。这与不法矿主引发瓦斯爆炸，造成大量伤亡要由政府收拾残局是一个道理。政府部门出现的权力腐败，政策腐败是导致共产党威信下降的重要原因。

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做到“权为民所用”，但是在实践中，一些政府部门就是把权力当成自己的摇钱树。如今的官场是：政府内部官官相护，官僚利益集团已形成强大势力，人大软弱无力，媒体难以发挥作用－－急需共产党挺身而出，代表公众对政府工作进行如下监管：

－－政府部门所有公共政策，必须履行民主听证程序；
－－对政府部门工作目标，特别是一把手工作要年年严格考核。考核要向社会开放，要有公众参加；
－－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要依法予以追究。
－－对各级政府部门公开评议，让公众列举对相关部门的不满意现象，然后经学者和人大代表筛选主要内容，以此作为政府部门整改目标，令政府部门限期完成。相关第一责任者应向公众表态，将采取什么措施实现整改目标，如做不到愿意承担什么责任。

如果各级党委监督政府部门这样做了，那种历经三个三年不进反退的事情定会大大减少，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定会大大提高。

2005-12-23